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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缺工人幾乎已經不再算是新聞了，這座以勞動密集型產業聞名全的珠三角城市，近來再次由于招工困難而進入媒體視野。但追溯起來，至少五年前我們就已經在討論為何農民工不再愿意充分滿足東南沿海的需求。現在，不少人身邊都有那么幾個朋友、一些親戚，經歷著用工起落的命運，能夠憑借日常觀察得出一些結論。用工荒已經不是別人家的事，成為了一種普遍現象，關系到自己的福利哀苦。 用工荒的變化 用工荒雖然不能追溯到久遠歷史中去，但絕非這兩年的新現象。新千年以來，用工荒實際有兩輪，樣子發生了很大變化。誰缺人？哪兒缺人？缺什么人？這幾個問題，都有了不同答案。 2000年之后，我加入WTO，外貿在已經高速增長的背景下再次拔高，為東南沿海加工廠帶來無數訂單，以線帶面地吸引全勞動力前來。經過兩三年的醞釀，2004年左右用工荒開始出現。這個時候為稀缺的大概是二三十歲的熟練女工。蘇南、浙江、珠江口的輕紡、服裝等工廠因為女工稀缺而發愁。大部分地方全年女工崗位數量超過求職數量。 這段時間里，外出打工的人基本是六零后、七零后，三四十歲的年紀，基本上一次出門工作。整體經濟景氣非常高，無數人平生一次發現了出門賺錢的機會，手藝逐漸在打工過程中掌握和熟練。所以技術工非常缺，高水平打工人群是此時用工荒的核心，并且差不多也就在北上廣深及周邊擁有高水平行業的大城市群中出現。 危機前的用工荒基本上是由于需求的增長遠高于供給增長導致，多少是喜氣洋洋、熱火朝天的局面。大家明著抱怨，實則暗爽：“哎呀，生意不好做啊，訂單滿天飛，工程師找不到，愁死我了。”然而2008年，百年不遇金融危機襲來，基本抹去了這樣的圖景，開啟了“新常態”。盡管有政府自救，但外貿企業大批倒閉、裁員。經歷了幾年起伏之后，廠子生意時好時壞，招工難又出現了。只是此次，發生了很大變化。 首先是來找工作的人變年輕了。危機雖然浩蕩，但沒有洗去老板們對于二三十歲年輕工人的偏好。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人一下子發現工作再也不像當年開始出來打工時候那樣好找了，得托老鄉、找中介，往往待遇還不一定好。然后發現，不光是女工缺，現在男工也缺。工地上的活還得男人做，而八零后、九零后為主的年輕人不愿干。現在不光是缺技工，普通工人也缺。人才市場上想招個普通工人回去干車床，往往要守株待兔好幾天。后，當年缺工人的只有東南沿海，現在連湖北、安徽、四川這些地方也在鬧用工荒。以前也就年節前后工人少點，現在恨不得一年到頭要打招聘廣告。 考慮到“新常態”下經濟增速下降，當前的用工荒是勞動力需求的下降被供給下降所超越，與前一輪截然不同。那么，人都去哪兒了？ 人都在哪里 金融危機帶來的一個結果是，很多年紀較大的工人被迫提前退出勞動力隊伍。在規范的有工廠里，有編制的工人打樁打不動了，一般會被安排到門衛、保潔等輕體力勞動崗位上，勉強還能保住一份工作。但民營經濟往往無力負擔這樣的成本，只能采取裁員來應對。如今已經四五十歲的工人一旦被解雇，即便行情好轉也再難以找到工作，所能做的只有回到家鄉，要么重新拿起鋤頭下地，要么在附近城鎮里就著子女過活。城鎮里生活著的老工人們往往也難以在熟悉的方言環境里找到什么正經事情做一做，難得有一份服務員的工作，或者就干脆搞一個黑三輪開著。“未富先老”上演，子女養老壓力提前。 這個過程疊加著整個家人口的變老。工人的大面積流失，不能光算減法，也要看到年輕一代數量上無法頂替父輩的現實。施行了數十年的計劃生育政策，終于配合改革開放釋放勞動力的力量，達到了學者們所說的“劉易斯拐點”：農村勞動力不再能夠無限向城市提供，到了必須漲工資增福利的時候。所以，我們看到東莞老板們必須在職工宿舍安上空調，北京的包工頭必須保證工人午餐有肉，2500塊錢一個月難能留住80后的工人。 另一個去處則是積極的：很多工人回到家鄉附近就業。以往也許只有深圳才有流水線，現在家邊就是富士康。產業轉移導致中西部輕工業不斷發展，可以大量吸收周邊勞動力。在鞋廠、玩具廠不斷轉移的同時，湖南、陜西、四川等地方的企業享受到了2004年前后東南沿海工廠的幸福情景。重慶富士康要派人到火車站招攬春節回家過年的工人來填補空缺，皖北地方的政府出臺稅收減免措施幫助本地企業來騰挪加薪空間。供不應求的現象轉換時空再次上演，但此時人們不再需要背井離鄉。于是，用工荒的現象全化、全年化，成了平攤在神州各處的難題。 還有一些人在徘徊。他們從深圳的代工廠回到瀏陽，從北京的建筑工地回到滄州，一時間不知道外邊還有沒有機會，不甘心就在本地找個工作算了，陷入觀望。還有相當數量的二代打工者，跟隨父輩漂泊各處城市，受到的教育質量和數量都有欠缺。他們沒有鄉土記憶，難以回到老家；然而同時缺乏過硬本領和父輩的堅忍耐勞，只能依靠經濟景氣謀得一份生路。他們會構成明天的勞動力中堅，但今天成為用工荒的助力。他們需要幫助。 破解之道 有些事情已經做了，比如通過“單獨二孩”等政策逐漸放開生育限制，逐步扭轉人口老齡化的趨勢。這種自然過程，往往需要十數年才能有效果。但有些措施是有力的，比如通過提升機械化水平來降低對高技術人才的依賴。產機器人在東南沿海打開銷路，解決企業用人的燃眉之急。農業機械化和集約化浪潮降低對田間勞動者數量的依賴，可以解決農村青壯年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解決技術人才的結構性和地區性緊缺，相對好辦一些。 有些事可以借助互聯網的力量來解決。二代打工者的“觸網率”遠遠高于一代，由此可以用來擊破求職市場上要命的信息不透明問題。有些年輕人不愿意到鄰近城市干一份月嫂、糕點師或者服務員的工作，可能僅僅是因為不知道有這么個事，怕買了票過去舉目無親，無處下手。但要是有朋友在微信上喊他們一聲，想一陣子可能就出發了。另外，互聯網還可以大幅降低職業教育的成本。學挖掘機可能還得去藍翔，但學個Photoshop在網上找個教程就行。一旦學成，婚紗攝影的后期就能上手，解決影樓的招工問題。二代打工者人力資源的積累，可以從此開始。 還有些事必須由政府主導，比如老年民工的養老問題。這些人的衣食住行，首先依賴于他們和他們子女的身份。在戶籍制度的切割之下，子女可能仍然在為城市身份而掙扎，并沒有太多資源來顧及老人。另外，城市如何善用這些有一定閱歷、技能的老人，也至關重要。 所以用工荒已經不再只是新聞聯播中的畫面，早已成為大家身邊的故事。這是“新常態”下政府供給側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很多家庭所必須要面對的生活新問題。人們老去、散去，未必是壞事。發展中的問題，發展中解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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